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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歡清談

魏晉人喜歡清談，過去有所謂“清談誤國”之說。《世說新語》是南朝劉宋政權臨川王劉義慶所編著的一部筆記小品，主要記載東漢末年至魏晉間的名士軼事。是六朝著名的筆記小品，其中記載著當時的名士清談，展現了名士的思想風采。當代美學家宗白華先生《美學散步》中有一篇《論〈世說新語〉與晉人的美》，篇末附有《清談與析理》一文，其中對於清談這樣評價道:“被後世詬病的魏晉人的清談，本是產生于探求玄理的動機，王導稱之為‘共談析理’。嵇康《琴賦》裏說:‘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’，‘析理’須有邏輯的頭腦，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熱忱。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這樣一個人物。”宗白華先生對於清談與王弼給予很高的評價。我認為玄學與清談的動力在於人文與智慧的融合，是魏晉風度的表現，對於我們現代人的精神生活有著重要的參照作用。

從現有的關於《世說新語•文學》的資料來看，當時既有從容輕鬆，充滿幽默的清談，也有許多激烈而有趣的辯論。比如下面一則記載為人所熟悉:

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，往反精苦,客主無間。左右進食，冷而複暖者數四。彼我奮擲麈尾，悉脫落，滿餐飯中。賓主遂至莫忘食。殷乃語孫曰:“卿莫作強口馬，我當穿卿鼻！”孫曰:“卿不見決牛鼻，人當穿卿頰！”

這則故事說的是孫綽與許詢關於清談論辯的事，兩人都是清談高手，故而反復論辯也難分高低，直至忘了進食，侍者熱了幾次依舊沒能進餐。最後乾脆兩人鬥氣上火，然而畢竟是名士，所以鬥氣的話也變成了雋言名句。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名士清談之苦與較真。在清談對話中，因為種種原因的激發，談者機鋒迭出，呈現出一些新的思想，類似於後世的禪宗機鋒，這是書寫時往往比不了的。《世說新語•文學》中有許多這樣的記載。比如:“人有問殷中軍:‘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，將得財而夢矢穢？’殷曰:‘官本是臭腐,所以將得而夢棺屍；財本是糞土，所以將得而夢穢汙。’時人以為名通。”這裏所說的名通，其實正是機鋒創造的感悟，是正常思維下往往得不到的。對話中思想突發，感興相接，已開禪宗妙悟之先河。

文學生活

當時的文學活動成為士人生命精神的昇華。曹植的《洛神賦》、阮籍的《詠懷詩》、嵇康、郭璞的《遊仙詩》、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，就是他們追求自由的審美心理的抒托。魏晉南北朝文人認為，只有在審美與藝術活動中，人們才能達到精神的超越與心理的慰藉。王羲之與名士在蘭亭修禊時寫的詩作，其中充斥著借賞會山水慨歎人生，聊以自慰的內容，與西晉石崇發起的金穀詩會“感性命之不永，懼凋落之無期”的主調如出一轍。

魏晉文學批評，著眼於人的生命體驗，從人生活動的各個層面去解析文學的特點與功用。不僅在觀點上有著根本的突破，而且在理論方法上開創了將人生活動與文學批評相結合的思路。曹丕《典論•論文》、陸機《文賦》，以及南朝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、鐘嶸的《詩品》，注重從鮮活的現實人生中去汲取文藝批評，而不僅僅是從經學章句去演繹文藝批評，這也是六朝文藝批評不同於兩漢官方文藝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。

當然，魏晉之後的南朝即宋齊梁陳，世族地位下降，南朝的開國君臣大都起於寒素，有些人本身就是無賴。這些人一旦驟富，貪欲更甚於地位穩固的世族中人。如梁將魚弘為官時極盡驕奢淫逸之能事，居然公開宣稱:“我為郡有四盡:‘水中魚鱉盡，山中獐鹿盡，田中米穀盡，村裏人庶盡。丈夫如輕塵棲弱草，白駒之過隙。人生但歡樂，富貴在何時？’”這個梁朝貪官，將六朝末期官僚醉生夢死、貪婪無恥的心態暴露無遺，與今天的巨貪相似，與魏晉風度無關。

最後我們再來談幾點啟發。現代中國有點像魏晉轉型時代，舊的精神價值觀人們不信了，而新東西還沒有為我們所接受。這並不值得過分憂慮，但最可憂慮的是對於精神追求的缺失，如果甘於自我墮落而沒有魏晉風度的追求精神，那麼後果是不堪設想的。另外，現代中國處於全球化的環境之中，工業化與物質至上的價值觀念，再加以官本位的體制，使人們蔑視精神的價值，陷於權勢與金錢的壓迫下而難以自拔。其實，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陶淵明尚且有這種精神，但今天卻很少看到。

儘管處於無奈之中，但是我們有精神趣味與生活價值觀念上，以及生活方式上，還是可以自我調節的，在向上向善之中，我們的人生得到充實，我們的心理得到舒緩。我們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得到提升。王國維說:“蓋人心之動，無不束縛於一己之利害，獨美之為物，使人忘一己之利害，而入高尚純潔之域。”(《教育之宗旨》)梁啟超在上個世紀的20年代指出:“愛美本能，是我們人人都有的。但感覺器官不常用或不會用，久而久之麻木了。一個人麻木，那人便成了沒趣的人；一個民族麻木，那民族便成了沒趣的民族。美術的功能，在把這種麻木狀態恢復過來，令沒趣變為有趣。”(《美術與生活》)這些話對於我們一代人生是多麼富有啟發意味呵，我們應當經常想想。

(本文作者袁濟喜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，本文根據作者在人大聚茗軒的國學講演整理而成)

最後編輯： Vica 編輯於2010-07-17 土曜日 08:43